从执法蓝到律师袍
——职业转换中的
心路历程
交还警官证时，指尖在徽章上停留了三秒。那个瞬间，过往十余年的从警经历像快进的胶片般闪过。有人问我：“从警察到律师，是背弃理想吗？”我摇头——脱下的是制服，放不下的是对法治的信仰。只是这次，我要在法庭的另一端，用不同的方式诠释正义。
角色转换的“破”与“立”
从警察到律师，需要思维模式的颠覆：公安工作以维护公共安全为核心，注重证据链的闭合与法律适用的准确性；而律师需要履行律师法赋予的执业职责，既要站在当事人的立场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，在合法框架内挖掘对其有利的切入点，甚至需要“抗辩性思维”，同时也要维护法律的正确实施，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。
入行初期，我常陷入“自我怀疑”。过去习惯性依法寻找证明刑事犯罪嫌疑人在事实、情节等方面的事实和证据，如今要为当事人的合法权利“据理力争”，更多的是寻找事实、证据、情节等方面，指控证据程序的不足之处、问题所在，努力发现有利于嫌疑人、被告人的事实和情节，这种视角和思维的切换，需要时间，需要不断练习。
从警察到律师，需要职业伦理的平衡：公安强调集体正义，律师则需忠于委托人利益，当然，同样都要维护法律正确实施，维护公平正义。但角度不同了，以前的重点是如何依法打击犯罪，如今的职责是如何最大限度地避免冤案、错案，维护公民、单位的合法权益。
曾有当事人咨询如何规避法律风险时，我下意识产生“警惕感”，这种“警惕感”和防止逃避犯罪打击的意识有了变化，是律师要依法正当执业，不得违规违法办理业务，性质一样，角度不同。我也意识到：律师的职责，当然要帮助客户在合法范围内依法实现合理合法的诉求。这种角色定位的适应，需要调整构建职业伦理的认知体系。
公安经验的“隐形优势”
在公安工作的这十五年中，从事基层不同警种，积累的工作的经验，让我对证据的合法性、关联性异常敏感。例如在民商事案件中，能快速识别对方证据链的薄弱点，或在行政诉讼中预判行政机关取证的程序瑕疵，这种“职业反推”能力是不是成为转行的执业律师普遍存在的独特竞争力呢？比较有意思的感受。
转型初期的“生存法则”
转型初期确实存在过一段时间的案源焦虑，但也认识到需专业深耕，业绩积累的过程。离开体制后，“案源从哪来”是最大痛点。初期虽然有之前工作中积累的人脉，但由于法律法规强化“人情案”的监督和禁止，实际上并没有实质性的案源。还是选择先从专业深耕开始，只有不断地学习和钻研，才能逐步形成口碑转化。
转型后要逐步从“单兵作战”发展到团队协作，这是重要的心态和工作方法的转变。公安办案依赖集体分工，而律师多半独立执业，自行办理案件，初期常孤立无援。
但是逐步发现，团队协作可以实现技能互补、经验互补、认知互补、资源互补等等，可以提高响应效率以及风险控制能力，律师个人要与团队不断地磨合、配合，在成长的过程中找到适合自己发展的团队生态。
律师职业需“终身学习”
通过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并不是万事大吉，这对于律师来说只是一个精进学习的开始，法律法规、司法解释的立、改、废、释频率较高、最高院不断发布的指导性案例、各种业务研讨、培训，只有不断地学习，才能避免因知识滞后导致的执业风险。公安时期的“终身学习”惯性，成为转型后的关键支撑，还是很受益的。
职业赛道的转换如同“二次重生”，曾经的公安经历不是枷锁，而是嵌入法律人骨血中的独特基因。当证据审查的严谨遇上法庭辩论的锋芒，当守护正义的初心融入个案辩护的执着，这种跨界融合终将沉淀为不可替代的专业价值。
路漫漫其修远兮，吾将上下而求索。
律动
In the rotation of seasons,
we witness the rise
and fall of all things.
liufang
f/3.3 ISO100
2025.03.03
刘芳律师，女，汉族，毕业于太原科技大学法学本科，中共党员，现执业于北京德恒（太原）律师事务所，现为所争议解决专业委员会专职律师。擅长代理重大疑难复杂的民商事诉讼案件、刑事诉讼案件，以及担任企业常年法律顾问。业务主要涉及建设工程、民商事争议解决、劳动争议、工伤待遇纠纷、侵权责任纠纷、非诉业务等领域，具有丰富的诉讼实战经验。秉承“办而不思则罔、思而不研而怠”之心，尽“受人之托、忠人之事”之责！
0351-8395811
